雄安！雄安！

匿名提问： 司令怎么看雄安及以后的发展?

衣冠南渡

燕赵大地，从北京城东北角的喜峰口，到城外密云以北，再沿太行山脉南下至井陉，太行山脉将这个区域切割成两半。北部地面都是山，只能保持原生态做植被覆盖。像张家口那样的城市，只是山窝里的一片平地，无法与其它山窝窝里的城市大面积连成一片，连起来的成本也非常非常的高昂。沿着太行山脉的弧形包裹，北京城被秦皇岛，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城市拱卫着。它们分布在以北京为中心，呈扇面展开的平原之上，背靠山脉，东临大海。

人类的活动有其规律性，受某种底层逻辑的制约，一旦成本撑不住，某种尝试就会被放弃。以前不管是打仗还是做生意，从北京出发的队伍都会从东北方向越过喜峰口，再向北进入草原。而不是直接从北京城的正北方向，越过太行山，从群山峻岭中穿插北进。可见沿途的地形确实不便于大规模的行动。

连接江南的大运河终止于京师的城南。自古以来，它不仅仅是漕运的通道，也是连接南方的经济动脉。漕运是帝国心脏所依赖的动脉血管，沿途有20万军队保护航运。在海运还没有兴起之前，天津卫只是一个荒郊野岭的屯兵之处，保定和石家庄至今依然是拱卫京师的驻军之处。这一块区域在古典时代，经济上无法自给自足的支撑起与之匹配的规模。大运河修通了以后，地处边陲的涿郡才能够升级为帝国的首都！正因为它是京师，从而决定了钱财、货物和人员都流向自己，同时也揭示了本区域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别处的供养。

19世纪后期天津开埠之后，天津成为各国进入这平原地区的通商口岸，也成为近代开风气之先的现代工业的初始聚集地——北洋大臣就常驻天津。于是，它拥有了与东南富庶之地分庭抗礼的经济实力。如果你审视民国的历史，你会发现：北洋政府的前台是北京，幕后是天津；南京政府的前台是南京，幕后是上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各国商贸势力云集之处，也正是民国时期南北政权得以维持的力量源泉。因此，民国那几十年，一直处于代理人战争的博弈之中。南京政府替代北洋政府，其实就是近代经济重心南移，上海超越天津，成为更适应买办经济的集散地。

区域支点

一个区域需要存在一个能持续产生能量的关键支点。这也是为什么古代需要筑城的缘故：人类以城市的出现为自身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城市不仅仅提供辐射周边的暴力威胁，也是社会经济的高级形态。人类社会由村落发展到城镇，由城镇发展为城邑，由城邑发展为分工密切的大城市，由大城市再进化为城市群。美国GDP的70%就是由10个城市群贡献的。这种发展轨迹预示着，一个区域需要其关键支点提供的能量将越来越多。

农业社会的核心支点是粮食，而工业社会除了粮食还包括能源。随着社会升级，对能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当东北的重工业占据社会经济的大头之时，东北的高岗就能出任国家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任。当西北的能源日益凸显的时候，新疆的主席也能出任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这都是对结构中节点权重变化的追认。

哈密占据咽喉之处，可惜城市被夹在群山之中，可腾挪的空间不足，发展潜力有限。南疆的喀什，北疆的霍尔果斯，将国际油气管线最终汇聚于首府乌鲁木齐，经哈密，过河西走廊，进入兰州，并延伸到西安。虽然西安能辐射整个关中平原，也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但是，西安的水路条件太差，虽说“八水绕长安”，但都是支流，即便最大的渭水也不过是黄河的支流，无法通过航运满足现代化产业的需求。农业文明时代的西安躲在函殽之险后面的关中平原具有进可攻退可受的优势，但关隘险阻的地形不利于现代化的产业商贸。高昂的成本不足以支撑起与之匹配的规模。这也是古都长安逐渐被处于水路两便的东都洛阳替代的原因。

重庆是西南的关键支点，其水路两便的交通，四通八达的位置，决定了其不可替代的战略位置。其东南方向200公里处的涪陵码头，在三峡库区修建以后可以停靠万吨货轮。向西可辐射成都平原，向北可进入关中平原，向南能连通云贵，向东水陆并进荆襄。中缅油气管道经过昆明连接到重庆，西汽东输的油气管道也要经过西安连接重庆。所以，重庆是西南区域的关键支点，而不是成都，其潜力也远超过西安。

华东和华南经过这40年的改革开放，业已发展起两个独立的经济群，作为社会经济的支撑点，能够源源不断的传导到所辐射的区域。振兴东北更多基于非经济因素的考虑。在世界上同维度地区，从未出现过我国东北这样规模的城市。东北的人口和产业聚集是近百年特殊情况所造就，无法在常态下保持。人类社会的一切都附着于人之上，东北人口的流失是无可挽回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的周期既有“时来上下皆同力”的烈火烹油，也有“运去英雄不自由”的无可奈何。东北的主要产业属于上经济周期的上一个阶段，在上世纪中叶，其城市化程度就远超全国。40年前，武汉的第二产业占比高达86%，今天已经降到30%以下。但东北的产业占比没有太大的变化。整个区域的外部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有限。而且是大国博弈的棋子，局势动荡不安，政策不可持续。即便开发俄罗斯的远东和朝鲜半岛，拉动力也非常有限。

重庆，粤港澳主导的珠三角，上海主导的长三角，分别在东、西、南建立了区域经济支撑点。唯独北方缺乏一个有力的区域经济支撑点！太行山南麓的那块扇形平原，实在没有一个像样的经济支点能为京师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帝都今天的局面，如同千百年前一样，依赖非市场力量的支撑。一个城市建立的初衷决定了后续的轨迹，天津卫和帝都都是边陲重镇，初建之始以安全为第一要务，缺乏经济辐射的纵深。天津终究落败于上海，依依东望，望的是时间！

东西南北

上海人今天还保留着百年前的精致，这种骨子里的浸染即便经历过岁月无情的洗刷也不曾褪色。本朝一直对上海心怀戒备，50-60年代力主将上海由消费城市改造成生产型城市，一方面是为了弘扬大义，另一方面也为了防止内外势力借上海兴风作浪。上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北京和其他城市乱成成一锅粥，而上海依然井然有序。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和戒备心理的惯性在起作用！

改革开放之前的重心在北方，东北不仅仅是重工业基地，也是主要的社会经济的支撑点。统治机器的构成零件也大多出自于东北。改革开放前十年的重心是珠江三角洲，第二个十年的重心转移到长江三角洲。于是，浦东成了一个集万千宠爱为一身的社会改造项目。国门打开之时，上海的基因被重新激活，随即世界500强全部进驻上海。

近三十年来，中枢诸公多出于沪上。今天的长三角地区的崛起，与珠三角地区遥相对望，互成犄角。产业的周期的轮替让曾经的王者东北日渐衰微，一蹶不振，甚至沦落到需要通过行政手段让银行给自己输血来续命的地步。

南北经济如果长期失衡必然造成结构性扭曲。而且会造成一个后遗症：所有的领导都出自同样区域，假以时日必然一派独大，对事物的判断，缺乏整体性和多样性。同样的背景，同样的经验，同样的思路，必然重复熟悉的路径，这是一种自我强化的遮蔽性。无论什么社会，结构性的长期扭曲会加剧彼此的隔阂和离心力。

东北老工业基地反复在振兴，这种输血行为有其特殊的考量。雄安会是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关键支撑点，不仅仅是用来分散北京的经济功能，它适合向四方辐射整合太行山南麓的扇形平原上的各支点，并与紧挨着北部山脉的帝都和龟缩在东北角港口的天津互为犄角形成一个能与西南、东南和华南城市群抗衡的经济实体！当北方的整个关键支点成势之时，东北就可以专心解决粮食和能源问题，卸下它负担不起的使命，回归它本来的样子。

合肥因为是相国大人的老家，近年来获得了过多的关注，谄媚之风只能刮一阵子，成不了气候。但武汉却是实实在在的天下之腹——东起上海，西至重庆的长江经济带的中间需要一个支撑点，这个支撑点非武汉莫属——100年前武汉三镇就是这样的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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